时代呼唤繁荣咨询业

咨询业因其能客观地为社会进行大到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制订，小至家庭理财、人生进程设计、消除心理障碍等方面的咨询及方案实施工作，帮助社会单位在发展进程中少走弯路，少付代价，而被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尤其是西方，经济、科学发达的国家对其格外器重，称其为经济发展“防止跌倒的金手杖”、高级谋士，力促其发展繁荣，使之成为门类繁多、颇具规模的行业。至1996年，在德国仅从事管理咨询服务的咨询企业就达6000多家，从业人员数万名，年创产值160亿马克。在英国，利用咨询业务促进企业发展在企业家队伍中已成共识，70％的大中型企业常年雇佣一家或数家咨询公司为其进行战略、组织、生产、管理、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在美国，投资、形象设计、心理咨询等咨询机构随处可见：总统有总统顾问，州长有州长顾问，一般的法人单位也都请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各类顾问；在公民中，心里有疙瘩求助心理医生也是十分平常十分方便的事情。

而在我国，由于民族文化中封闭意识的制约，国人器重的是封闭体制内部的“政研机构”，在研究发展课题上，不喜欢外人参与，更耻于下问；在发展上乐于想当然，乐于赶热门，在发展中遇到困难束手无策时，也很少请人指导；在与人合作时，凭印象、凭感觉行事，以君子大度与之交往，宁愿上当，也不愿请咨询机构对合作者进行资信调查，了解对方的诚意与实力，致使“防跌金手杖”没有适生土壤。改革开放后，以北京王力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希望国人学会使用“金手杖”，抱着一腔爱国热情于80年代末，大胆创办了一个咨询机构，并上门为人们服务，然而，热情之手引出的不是国人的热情回报，而更多的是疑惑的目光。

中国的咨询业只好在艰难中前行，并用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国人的觉悟。这与我国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极不适应的。咨询业在我国发展缓慢，最根本的一条是国人对其认识不足，冷淡对待。

表现一：服务对象无认识，不信任不支持。由于咨询业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产业，国人对其功能作用了解认识不够，对咨询机构更多地持怀疑态度，甚至一部分人还把他们当骗子对待。这些人认为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别人未必就能解决得了；自己忽略的问题，别人未必就看得清。他们忽略了“当事者迷”这一道理，忽略了一个再有经验的人也会犯错误；忽略了一个人或单位不可能把法律、税务等各类知识都搞清的实际，于是，不但不去咨询，还拒绝接受上门服务，致使咨询业服务无对象，生存发生危机。从事咨询服务取得巨大成就的主力军在创业当初都曾有过一段服务无门的辛酸史。

表现二：行业专家不热心参与。咨询服务是高层次服务，要求从业人员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至少具备专家级水平，掌握世界某一方面最前沿的知识，对某一方面确实具有咨询指导能力。而在我国，国家级的专业人才还相对较少，行业专家大多在各自的行业岗位上工作，行业离不开，自己也不愿离开。加之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比较清高，很少去开辟第二职业，或从事自由职业，当高级谋士，开展有偿服务。虽然他们深知咨询服务对社会的重要，然而却很少热心参与。除非退休赋闲在家觉得无聊，才愿意给人当顾问，为社会献余热。这使得咨询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较低，服务水平低，服务效益不明显，自然得不到客户的肯定支持，也无法快速发展。

表现三：国家对咨询业重视不够。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对咨询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肯定，但还没有真正引起重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培训专门的咨询业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并使之有一支强大的后备人才队伍；没有相应的措施保护和规范咨询业，使之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咨询专家资格认证的标准和机构，从业人员获取资格认证无门，无证上岗开展工作困难较大，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咨询业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我国下世纪初期的努力方向，进一步加大了经济、政治、改革力度，敞大了对外开放之门，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这无疑给我国经济、企业和家庭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我们毕竟刚刚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还没熟练掌握。面对这样的形势，正处在改制中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又迎来了新的考验，要在实现企业由生产经营型向资本营运型跨越的同时，接受大市场、大竞争的考验，并需要在竞争中学会与外国企业做生意。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企业市场再度定位问题，经营和发展战略问题，企业规模与管理体系的科学匹配问题，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等等，都需要有人来给予指导。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也拓展了家庭投资渠道。那么面对股市、邮市、国债等众多的投资去处，人们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呢？又由于我国传统轻商思想的束缚，许多城乡居民缺乏投资理财技巧。因此，对众多的家庭来说，多么渴望有一些专门的机构能系统地咨询，对在投资渠道选择和投资技巧上给予指导，以减少投资理财技巧的探索路径与探索代价。